谈谈文学性在四类文学体裁中的不同体现

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中国文学具有独特的价值。就语言符号的特性而言,作为中国文学媒介的汉语属于表意性语言,复杂、形象的表意特征组成了精妙的文本系统。表意性语言赋予中国文学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它从厚重的历史中汲取养分,又反哺于后世,使其在世界文学史上始终绽放独特的光芒。

少数民族文学,过去将其归入“民间文学”,后来在陈思和等学者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有一章“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介绍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是中国56个民族的文学目前尚未完全纳入“中国文学”领域。

   

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中国文学具有独特的价值。就语言符号的特性而言,作为中国文学媒介的汉语属于表意性语言,复杂、形象的表意特征组成了精妙的文本系统。以表意性语言为基础的文学作品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蕴含精妙的结构、变化出多样的体裁。表意性还赋予中国文学浓郁的自然特质,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本真的情感。中国文学借此彰显出其他语言文学形式所不具备的内在生命力和持久的延续性。

民族;诗歌;人口;云南;保护

   
 巴赫金:“体裁是一种提供模拟世界的模型化体系。”根据中国文学题材分类的“四分法”,文学文本可划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四大类。

汉语文学的表意形象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诗歌”现状

 
 无论是短小精练的诗歌,开放自由的小说,还是真实自然的散文,通俗明朗的戏剧文学,都体现了文本文学的特殊性,个性化,文学性。

在心理学上,相较以逻辑记忆为基础的抽象的字母文字,汉字具备更丰富的情绪记忆功能,由情感记忆组成的作品也能够更为直观地影响读者的主观情绪。中国文学因而显得更具体、更形象,也更容易唤醒集体潜意识深处的情感。

少数民族文学,过去将其归入“民间文学”,后来在陈思和等学者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有一章“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介绍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是中国56个民族的文学目前尚未完全纳入“中国文学”领域,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因素:进入汉语文学领域的更多是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本民族领域里知名度较高,比如北方游牧民族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萨满神歌》等,研究者众多,研究方式成熟而且成果较多。而南方民族的研究明显不如前者,因而可研究的空间较大。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汉语文化圈,有彝族的《阿诗玛》和傣族的《孔雀公主》等,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其民族母语文字的文本基础上翻译为汉语文本的。新中国成立后,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文学通过翻译进入汉语文学领域。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有些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但是并不表示没有文字的民族没有文学,相反,他们拥有丰富的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如何对待口头文学、口头文学能否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

   
 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术语,指文学本身的规则(我认为这恰恰与文学体裁分类不谋而合)
 埃亨巴乌姆:“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
由此可见文学性是文本文学最核心的概括性特征。

以诗歌为例,中国古代诗歌强调核心意象,诗歌的中心往往集中于某一个词上,如“落木”、“独”、“空”等。受到中国自然环境的影响,读者一看到“落木”便会立刻联想到秋天。“独”字在字源上便被认为是孤独的,《说文解字》将该字解作从犬性好斗、喜欢独居。“空”原本指洞穴,佛教传入中国后,它又被赋予更丰富的宗教内涵,因此,这个字一旦出现在诗歌中,便会引发读者对禅玄的无限思考。在进入经典诗句以后,这些词的表意功能被固定下来,再经过历史的积淀,逐渐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特殊意象,并能在读者心中激发相同的情感。

云南的人口较少民族有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景颇族。在全国22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中,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其民族和人口数分别占全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三分之一,这些民族中有的是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到当今社会的民族,他们居住区域多在边境线或高山峡谷地域,完整保留刀耕火种农耕生活,其口耳相传的口头诗歌种类多,以歌叙事是口传文学的特点,且叙事风格独特唱腔优美,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因而保留了本民族较为原始的口头传统。比如,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布朗族口头诗歌,歌唱者大多为农民而并非专业艺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其完好保留原生态演唱技艺。其演唱具有固定演唱和即兴演唱两种形式,生动直观地显示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情感,真实传递了地域民族原生态审美情趣,这些口头诗歌蕴涵了其民族历史地域文化因子。目前,尚未引起学界对其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根据乔纳森•卡纳的《文学理论》,对文学性的研究定义之一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者肯定的基本准则是:“文学科学的宗旨,应当是研究文学作品特有的、区别于其它任何作品的特征。”(埃亨鲍姆《关于形式主义的方法理》,见托多罗夫的《文学理论,俄罗斯形式主义者论文选》)

这些背负了“特殊使命”的词被反复运用于不同的诗歌,却承载起相似的记忆,甚至成为民族集体潜意识精神的一部分。每当这些词汇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时候,读者便很快可以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既不会偏离作者的本意,也不会因过于抽象的语词而对诗句产生隔阂。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诗歌”保护和研究将促进当下云南民族和谐发展

   
 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性体现的一点:鲜明生动、感人心魄即文学性,平淡不是文学性。文学性即通过突现性,使语言具有强烈感知性。这一点在戏剧文学中体现的最明显,戏剧文学是连接演员与舞台的中介性文学式样,因为舞台表演有很大的时空限制,所以极力要求戏剧文学情节集中和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境下依赖冲突,造成悬念的氛围,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戏剧冲突是戏剧文学的灵魂,矛盾的集中性与激烈性是戏剧文学不同于一般叙事文学的主要特点,矛盾的必然性即戏剧冲突的的根本动因在于矛盾双方内在的对立和冲突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得知朱丽叶死去,便进入她的墓中在她身边服毒自尽,这时神父赶到,但罗密欧已死,朱丽叶醒过来,发现罗密欧死了,她也拔剑自杀,之后双方父母到场,短短一晚上,这么多的人物,在机缘巧合下凑到一起,发生了如此悲惨的事件,这样扣人心弦的波折情节,不过是为了放大矛盾,表现罗密欧与朱丽叶至死不渝的爱情,同时,神父的晚到这样一个小疏忽,也造成了矛盾的必然性。戏剧文学冲突类似于小说情节的高潮,不过戏剧文学的矛盾更加集中与尖锐,小说的刻画则不止于此。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强调诗词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境界,从表意性角度来说,这两种境界即是对语言表意性特征的拓展。“乱红飞过秋千去”中的“红”,让人直接联想到红花、红色。如果用表音语言的词语来代替,势必又“隔”了一层,读者在领悟诗歌的含义之前,需要先将抽象的表音字符转换为形象的红花、红色,才能进一步品读诗意。

从保护文化多元性角度看挖掘、保护和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文学,对云南今后民族文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学术视野看,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诗歌”的保护,对建构“少数民族文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歌语言也是如此,“诗是语言的精粹”,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诗歌对语言的要求最为讲究,诗人撷取和提炼自己的审美感受以理想的体系来表现创造出饱含审美意蕴的意象和意境,也就相应地要求凝练而富于表现力、具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诗的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因此有了明显区别,表现为诗歌对日常语言的“背离”。诗歌语言的这种“背离”首先表现在是对日常语言的提炼,诗用尽可能经济的语句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如《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寥寥的几个偏正式词语,却能凝练的概括出了事物的状态特点,这种具有节奏性由近及远,由下到上的名词罗列,勾勒出一幅画面感极强的肃杀图,便于情感最有力,最直接的传达。这种自由的空间想像带来的感染力和情感的震撼,这种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是其他文体难以再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