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产生及其影响

在不到3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创建政党到取得全国胜利的历程。其间,在“枪杆子”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笔杆子”的威力也越来越彰显,“两杆子”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作为“笔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出现之后迅速崛起,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有特色的办报模式和新闻思想,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贴近”传统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指的是具有中国共产党党籍,在中国共产党所办报刊中直接从事新闻采写、评论写作和报刊编辑等内容生产工作的记者和编辑,或实际兼任党报党刊领导职务、直接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前者专职生产党报党刊的内容,后者虽是兼职却在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同时影响甚至决定着党报党刊的发展方向。

“三贴近”既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宣传思想战线的指导原则,也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党先后提出了新闻宣传通俗化群众化思想,新闻宣传大众化思想,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以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思想。这些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构成了“三贴近”传统的演变史。回顾和梳理“三贴近”传统的发展脉络,总结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历史经验,将有利于我们对“三贴近”原则的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

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报人大致可以分为创党初期报人、苏区报人、延安报人及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四类。按照前述界定,当时共有244人。其中创党初期报人74位、苏区报人24位、延安报人78位、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68位。作为一个群体,这四类报人之间,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延续关系。

[关键词]“三贴近”;新闻宣传;优良传统;群众路线

创党初期报人大多由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兼任。在“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下,自建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重视报刊工作,很快创建了一批党报党刊、团报团刊和工人报刊,分别由党委宣传部、团中央和团地方宣传部以及工人领导机关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亲自担任编撰工作。由于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工作,因此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在党报党刊工作过。在国统区危险、艰难和清苦的环境下,他们积极主动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们在办报实践中服从党的领导,把自己的报人角色融入党员的要求之中,为探索创办党报党刊的经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由于国民党的残酷打压,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撤出上海并抵达江西,创党之初的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宣传思想战线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诚如范敬宜先生所说:“说到‘三贴近’需要讲点历史。新闻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向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三贴近”传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党分别提出了哪些代表性的理论?回顾和梳理“三贴近”传统的发展脉络,总结党在宣传工作中的历史经验,将有利于我们对“三贴近”原则的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斗争》等一批党政军报刊陆续创办。邓小平、刘伯坚等9位红军报人的出现壮大了苏区报人队伍,这是与创党初期报人队伍在结构上的明显区别。更重要的是,苏区报人认为报刊除了要集中力量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之外,还需要为苏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因此,配合扩大红军、征集粮食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成了苏区报人的工作要求。此外,为了解决报社人手紧缺等问题和提高报道的准确性,苏区开始着力在各机关和各地方区委发展通讯员。网格化、系统化的通讯员队伍的建立,为后来“全党办报”思想的提出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不过,随着“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苏区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一 新闻宣传工作的通俗化群众化思想

长征抵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政权组织、军事力量和宣传体系。从一开始恢复出版《红色中华》,到出版《新中华报》,再到延安《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纸和《解放》《共产党人》《中国文化》《中国工人》等刊物的创办,延安新闻事业很快繁荣起来,报人队伍由此崛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仅认识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而且认识到“共产党人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道理,始终将新闻宣传作为革命事业的一翼。20年代,党在宣传领域提出的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新闻宣传要尽可能地做到通俗化和群众化。

延安报人的来源构成是多元的。78位延安报人中,张闻天、博古、陆定一、任质斌等10人是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来自其他革命根据地和国共合作之后获释出狱而奔赴延安的革命者有20人。而全面抗战开始后受中国共产党吸引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是延安报人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新涌入陕北的知识青年,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路线还缺乏真正的、系统的了解,因此首先需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延安的学校学习,之后再经过甄选分配到报刊社工作。

早在1922年,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党的报刊,如《新青年》《前锋》《向导》《工人周刊》《劳动周报》等,都要“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

除延安报人之外,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兴办了一批报刊。无论是在报人的来源和特征上,还是在办报模式和办报思想上,其他根据地报人都深受“延安模式”的影响。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指出:党的报刊“文字当力求浅显”,内容“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在职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我们应切实了解其客观所具有的条件,如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的议论,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然后筹划的方案方不至难于实施。”这里的“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和“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就是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最早表述。当然,这里的“切合群众”与今天讲的“贴近群众”,在程度和内涵上都有一定的区别。

抗战胜利之后,一部分延安报人被派往东北、华北办报,从而有效地衔接了根据地报人和解放区报人之间的传承。这与只有陆定一、瞿秋白和周以栗3位创党初期的报人继续在苏区办报,及跟随长征的苏区报人只有陆定一和任质斌2人的传承模式,有显著的区别。派到东北、华北的报人,后来成了接管新解放城市新闻事业、在新解放大城市办报的骨干甚至领导。坚守在陕北办报的报人,在西北各省解放之后被陆续派往各省办报并担任了领导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报人为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让延安报人的办报思想和工作作风走向全国,并深远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当前“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认为只有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参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才能够取得成功。按照党的总路线的要求,宣传工作的群众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对新闻宣传如何具体化群众化作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有:

多数中国共产党报人是因为个人素养符合党报党刊的用人要求,经过党组织的细致甄选才得到指派进入报刊社工作的。这一甄选模式,在报人群体崛起的延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1。新闻宣传必须与群众的实际生活相联系

投身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并不是办报。但是,他们或由于早年有过报刊工作的经历,或由于展示出了办报的素养和能力而得到举荐,成为延安报人。本着“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信念,他们在成为报人之后,即把自己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报业之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办报理念,并在办报实践中边干边成长。

中共中央指出:要真正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说白话”、“做空头文章”是决无效果的。“离开了实际斗争生活,决不会有正确的宣传文字”;“离开实际的宣传,在群众中是不能发生很大影响的”。因此,新闻宣传必须紧密联系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和目前的需要。“充分利用工农群众实际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鼓动他们为直接的经济要求而斗争,同时并且使群众实际经济生活与斗争的中间,认识党的政治宣传口号”。只有“随时抓住每个实际问题去鼓动群众,将这种鼓动口号联系到宣传口号上来”,“群众才会有兴趣接受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

他们接受了指派,也自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和报人的要求。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然后才是报人。著名记者安岗的一次回答,充分证明了这一特点。1948年底,安岗在西柏坡遇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便问安岗是怎么办起报纸来的,他回答说:“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服从工作需要。”在他们看来,办报是革命分工的一种,报人也仅仅是众多革命岗位中的一个。组织指派的从业缘由,是他们对党管报纸、党管报人的高度认同。

2。要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培养,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政治思想教育。创党之初和苏区时期,由于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署名理论文章、重要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在报刊内容中占很大比重,新闻报道的内容不多,专职报人的人数也较少。随着延安报刊数量的增加和新闻报道的增多,专职报人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也相应得到重视。从青训班甄选知识青年进入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延安学校学习,再从延安学校毕业生中甄选部分毕业生进入报刊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报人的政治素质。而办报之余,报社经常开展政治理论和政治时事学习,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由此制度化和常态化。即便是处于流动办报状态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政治理论学习也抓得很紧,如晋察冀日报社为了便于开展学习,利用报社现成的设备编印了许多纲领性文件和领导讲话的读本。制度化的政治理论学习,保障了报刊的宣传方向和报人的政治觉悟。二是办报业务能力培养。由于没有专业的新闻院校培养,绝大多数报人进入报刊社工作之前,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新闻业务训练,他们的办报技艺只能边干边学。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各报刊社都有一套训练新报人的方法,核心是同事之间的“师傅带徒弟”和“老手带新人”,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报人的上述甄选和培养模式,有效解决了报人的养成问题;其中的很多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新闻院校的人才培养所借鉴。

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实际就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否敏感,能否抓住,能否及时地给群众以正确的分析与解答,是衡量新闻宣传水平的标准之一。中央指出:“忽略了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不利用这些问题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或是不能迅速抓住这些问题,在群众热烈注意之时说明其正确的意义,这是宣传工作上大的损失。”因此,当时中央要求,宣传工作必须利用每个时期群众所注意的中心问题,与党的政治口号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扩大党政治宣传。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新闻管理体制发展、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相适应。根据党报党刊的属性和功能,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报人的定位和职能;随着新闻宣传事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甄选和培养体系日渐完善,并在延安时期趋于成熟。延安报人不仅有力支撑了延安报业、解放区报业发展,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员保障。

3。报刊的内容与形式要充分注意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兴趣

(作者:陈志强,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出现与崛起研究〔1921—1949〕”负责人、浙江万里学院教授)

党中央要求,无论是党的机关报,还是党支部办的工厂小报,都要充分注意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兴趣。“党报须注意用图画及照片介绍国际与国内政治及工农斗争情形”,“工厂小报要力求简单而群众化,内容应着重本工厂的新闻以及与本工厂有关系的其他政治的或地方的新闻。”

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党在新闻宣传领域,始终贯彻了一条群众路线,要求“一切宣传工作,仍应尽可能的群众化,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自觉的认识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决心为这种政治主张奋斗”。可以说,20年代形成的新闻宣传的通俗化、群众化思想,既标志着我党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初步形成,也是新闻宣传“三贴近”传统的开端。

二 新闻宣传的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是20世纪30年代响彻中国文坛的著名口号。当时,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作家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文化重建的指导方向,将大众化作为民族新文学建设的主要途径,掀起了“普罗文学”运动的热潮。受文艺大众化思潮的影响,新闻战线也提出了新闻大众化运动的口号。

1931年秋,瞿秋白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工人报纸和劳动民众的报纸。”1932年,瞿秋白又撰写了《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新闻宣传“要脸向着群众”的著名口号。他认为,“党的宣传,首先是要脸向着群众,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是在真正广泛的群众之中的宣传武器。这不是给少数革命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之中千分之一的知识程度较高的人看的。这是给真正广大的工人劳动者读的,甚至于不识字的人听的。所以一般的同志都要切实的注意这个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瞿秋白从多方面具体阐述了“脸向着群众”的大众新闻观。他认为,新闻大众化,第一是用什么话来写,“是群众日常口头上讲的普通话写的呢,还是用知识分子的新式白话——不成其为白话的白话来写呢”?他坚决地主张:“一定要用口头读出来普通的人可以懂得的话来写。”“必须用真正的白话,而且是浅近的白话,每一次用到新名词一定要顺便的解释;句法要简单、明了、短俏,代名词要确切、清楚,如果不能够,那么,宁可多用几次名词;缩短语越少用越好等……”

第二,消息必须具体、客观,关注群众“本身的日常生活”和“最切身的政治问题”。